224
历史意义（或者是快速猜中价值估量的等级制，据此，一个民族，一个社会，一个人赖以活了过来，这是对描述这些估价，对价值权威与现实作用力权威关系的“预知本能”）：这历史意义，为我们欧洲人作为要求我们特色的东西，对我们引起了有魔法和异想天开的半野性后果，欧洲由于阶层和种族民主主义的膨胀而陷入其中，——首先，19世纪认识到了这种意义，成了这个世纪的第六感官。任何形式和生活方式彼此交织的文化的历史，由于那种在我们这些“现代灵魂”中的混合而涌流出来。于是，我们的本能到处都在后退，我们本身成了大混乱的品类——最后，如前所述，“精神”就在这当中看出了便宜。我们肉体和欲望中的半野性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找到秘密出口，就像从来没有占领过一个高贵时代一样，首先是通向未完善的文化迷宫和在世间时而存在过的半野性的出口；而且，只要迄今为止人类文化的最可观部分还是半野性的，那么“历史意义”就意味着为一切感官和本能所用，为审美和一切味觉所用：因为，以此它立刻就会证明自身是一个不高贵的感官[37]。譬如，我们再次享受荷马：因为，也许这是我们最最幸运的便宜了，因为我们通晓品尝荷马史诗，而高贵文化之人，过去和现在都无法轻易地掌握（譬如，17世纪的法国人，如圣—埃福莱蒙德[38]，他指责他的广泛精神，甚至还有伏尔泰的尾声）——几乎不允许他们去享受荷马。这个十分肯定的、张口就可以说出的肯定和否定，说来就来的厌烦，在涉及一切陌生种类时的迟疑退缩，对生动的好奇和那种对任何高贵易于自满自足的文化的、恶劣意志的、非审美的胆怯，不敢去承担崭新的渴慕，即对自身的不满，和对异物的赞叹：因为，这一切决定了，他们对世界上最美好事物而言都处于不利地位，这些东西不可能成为他们的财产，或者他们的猎获品——对这样一些人来说，没有任何意义比历史意义和低三下四的无政治权利的平民式的好奇，更不可感悟的了。莎士比亚，令人惊奇的西班牙——摩尔——萨克森的综合审美者，也毫无二致。一个老雅典人出于与埃西库勒斯[39]的友谊而为此笑了个半死，或者令其作呕：但是，我们——却正是接受了这种粗野的斑驳陆离的五光十色，这最柔弱、最粗糙、最艺术的东西的杂凑，态度变得诚恳而亲昵。我们正好把他当作是自己保留下来的艺术的狡猾，并且让我们少受逆向蒸汽和英格兰庸众邻居的干扰，有点像那不勒斯的科尔索岛：因为，在那里，我们同我们的所有感官，心甘情愿地、受了蛊惑一般地走我们自己的路，尽管庸众宿营地的阴沟是空的。我们是“历史意义”之人：因为，我们本身拥有我们的美德，这是无可争议的——我们无欲无求、无我忘我、谦虚、勇敢、充满自我克制、充满牺牲、客客气气、耐性十足、很会奉迎——总而言之，我们也许不很“香甜可口”。最后，我们要承认：使我们“历史意义”之人很难把握、很难感觉、很难回味、很难追求的东西，使我们根本认为是偏见和几乎是敌对的感觉的东西，正是每种文化和艺术中的完善之作和接近成熟之作，是事业上和人身上的高贵，如平湖般的目光和满怀喜悦的自满自足，是所有自我完善了的事物表现出的荣光和冰冷。也许，我们的历史意义的美德，正处于与善良审美，起码也是最佳的审美的必然矛盾之中，而我们恰恰能够模仿小的、短的和最低级的幸运场合人的生命的圣化，就像它们在这里或那里会骤然光芒四射一样，只是在我们当中表现得很恶劣、迟疑、带有勉强：因为，那种目光和奇迹，在那伟大之力自愿站立在高深莫测和无边无际之物面前的地方——那里由于突然的抑制和石化，由于站在一块尚且抖动的地面上，而出现了一种细腻快乐的充盈。尺度，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，我们得承认这一点；我们的欲望，正是无限之物和不可测之物的欲望，就像跨在狂奔的骏马上的骑手一样，我们在无限之物面前撒开了缰绳。我们现代人，就像半野蛮人——首先我们同样也居于绝大多数——处于危险之地，半野蛮人也处在我们的极乐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