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。三月……丙戌，耆英等奏：英人借词被华民欺陵嫌怨，辄带领兵船，突入省河，在十三行湾泊，并令洋兵潜上炮台，钉塞炮眼。先经委员探询，复前往面见，据称欲往佛山，与华民较论，并坚请即行进城，见在严防酌办。……己丑，耆英奏：此次英人突入省河，其坚求不已者，尤在究办佛山殴逐洋人之华民，及准伊等进城二事。见已委员驰往佛山，将当日在场哄闹之匪徒关亚言等，拿获惩办，释其嫌怨。其进城一节，亦经委员反复开导，宽其日期，其余所请租地、建房等事，均经按照条约，次第妥办，见在洋船陆续退出。（《清宣宗实录》卷四四〇）
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。夏四月……丁未，徐广缙、叶名琛奏：英人因省城防卫森严，并经绅士公函劝导，深知众怒难犯，又因洋商停止贸易，大受牵制，不敢进城，其计已决。得旨，所办可嘉之至。……又奏呈广东绅士致文翰信稿，批“远胜十万之师，皆卿胸中之锦绣，干国之良谋”。（《清宣宗实录》卷四六六）
越数年，番禺许星台太守应。同官江右，询之，则当日主持其间者，实太守之老阮也。越日，持其世父廉访公行状示予，则此事之颠末，悉具焉。其略云：先是耆相国耆英。因英酋固请入城，曾有二年之约。未几，相国内召，中丞徐公广缙。膺制阃，方伯叶公名琛。晋抚军。己酉春，英酋文翰申前议请如约，公力言夷情贪得无厌，不宜曲徇所请，粤省虽五方杂处，然民知向义，可以鼓舞振兴，使之互为保卫。制府然之，公乃亲诣各乡，申行团练，严定章程，不阅月而得十万之众，又倡捐集赀数十万，军声大振。方欲乘此为先发之制，禁其互市，羁其沙文，而公以为未可，乃倡率诸绅，先驰尺一之书，布告夷酋，道以大义，其略曰：“……前年贵国德公使，坚请入城之议，耆相国定约两年之期，此安知非相国深知其难，而姑缓其期，以为一时权宜之计乎？又安知非德公使明知回国，预存卸责之见，而欲诿其过于后来受代之人乎？不然，则入城之事，无待再计而决，何难即日举行，而必待至两年之后耶。或谓粤省通商二百余年，各国远人，皆在十三行居住，城外既无间华夷，则入城又何分畛域。不知省会之地，民居稠密，良莠不齐，往往倚主陵客，遇事兴波。……民情习俗，均非上海、福建之可比，此贵国人所共知也。今贵使胶执前约，而不深思远虑者，不过欲以贵国体面，夸耀于人，以为入城则荣，不入城则辱耳。不知无端而招众怨，举足而蹈危机，是慕虚名而贾实祸，求荣反辱，智者必有所不为也。或又谓不许贵公使入城者，乃素不安分之徒，借以蛊惑众心，赖官绅有以弹压而开导之，抑知民情之真伪，非可徒托空言也。即如贵国所与交易之匹头棉花等行户，皆安分营生之良民，彼以巨万之血本而谋利，若歇一日之业，即亏一日之资，何以一闻入城之议，遽停贸易，不约而同，谁使之然耶？今城厢内外，家家团勇，户户出丁，合计不下十余万人，而且按铺捐赀，储备经费，合计不下数十万金。……此皆民惟一心、众怒难犯之明证，固非官吏所能强而齐之，又岂刑法所能禁而止之也。乃外洋纷纷传说，有谓贵使如不能入城，必将兴兵构怨，以图一逞，此尤不可信。何者？……今为此小节，轻动干戈，若只以现在香港二三千之众，而抗全城数百万之人，则众寡不敌；若遽调各港之兵，且科众商之饷，则因小失大，愚者亦不屑为。……万一酿成焚烧洋楼之事，殃及各国远人，玉石不分，咎将谁诿？黄竹歧、赤柱之事，其前车也。原状前段有黄竹歧杀毙夷人六命之事。若以为他处滋扰，可以挟制广东，俾罢入城之禁，不知省会之区，众流所汇，设有缓急，彼此相援，此又同仇敌忾之可信者。……总之，作事贵循天理，尤贵顺人心。……且贵国来粤通商，……全靠地利人和，方能获利，近年生意冷淡，亦由民遭兵燹，财穷力竭使然，亟宜培养元气，充裕财源。贵使为国干城，各国航海而来，无不同深仰望，正当图远大之计，为外洋各商兴利于无穷，更不宜以此无益有损之举，而蕲蕲于荣辱计也。若能体察民情，相安无事，则我粤贤士大夫，必将敬礼有加，即乡曲愚民，亦必颂扬无已，荣莫大焉，固远胜于入城万万矣。……我等绅士，世居省城，因见停贸易者不乐其业，谋捍卫者不安其居，民情汹汹，势将激变，于贵国既为不利，于粤民亦不聊生，两败俱伤，隐忧殊切，特将实在情形，明白布告。贵使如翻然省悟，中止不行，我等绅士，必当开诚布公，劝谕各行户，照旧贸易，务使中外商民，共敦和好。……若仍固执己见，不听良言，必将专恃威力，妄启衅端，是不顾礼义，不讲情理，则非我等绅士所敢知者耳。（夏燮《中西纪事》卷十三《粤民义师》）